文/项旋（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摄影/中国皇家园林摄制组
（编者按：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
既是“国宝”，当走出北师大，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陈垣图书馆（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以方便学术研究，推动教育进步。）
（摘要）陈垣先生在1940年前后相继发表《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官廷》《顺治皇帝出家》等多篇文章，深入讨论顺治出家疑案，并曾在辅仁大学作《顺治皇帝出家》专题演讲，其研究视角、方法和史料运用对于学界厘清顺治出家问题贡献卓著，陈垣先生提出的“释家言有裨史乘”理念和实践，在这一研究问题上彰显无遗。文章集中探讨陈垣先生关注顺治出家的缘起、研究方法及其贡献。
（关键词）陈垣；顺治出家；语录；研究方法
太后下嫁、世祖出家、世宗继位并称为清初三大疑案，“清初三大疑案者，就是世所传清世祖太后下嫁摄政王、清世祖出家与清世宗入承大统三件传说。这三件传说都是不曾得到考实的疑案”。顺治出家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疑案之一。
顺治帝是清朝入关以后第一位皇帝，也是清朝历史上第一位冲龄继位的少年天子。顺治之死的记载在《清实录》中非常简略，只提及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
当时民间盛传顺治皇帝并未因病而逝，而是因董鄂妃病逝悲痛过度，于是舍弃帝位，出家为僧。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中有“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又有“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千里草为董，双成系用汉武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故事。
民间遂有顺治因董妃而消极出家的传说。自清初至清末顺治出家的故事流传不断，一些野史如《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清史通俗演义》等书都有顺治帝因董妃去世而出家的故事。
后康熙帝又频奉母后游五台，遂更有顺治出家五台之说。一些传说甚至添油加醋地说，光绪庚子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地方临时从五台山借来御用器具，据说就是当年顺治皇帝的遗物。但诸家所论，彼此出入很大，长期未曾真正解决。
顺治出家疑案关系清代前期政治甚大，民国初年就引起学界关注和讨论。精研明清史的孟森先生1934年自刊出版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此书计收《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考实》《世宗入承大统考实》3篇长文，1935年《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正式由北京大学出版发行。
时人评论“此书之著，释疑甚多”。孟森在其《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之二《世祖出家事实考》中，据《玉林国师年谱》《王文靖公自撰年谱》《张宸杂记》等大量翔实的史实考证顺治帝并没有出家，而是死于天花。
他据王熙《王文清集·自撰年谱》所载，王熙奉召入养心殿，顺治帝特谕：“朕患痘势将不起。”王熙是顺治年间进士，后在康熙年间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并奉命专管密本，其记述有一定可靠性。同时他认为从董鄂妃死后火化看，董鄂妃可能是患上了天花，并传染给了顺治。
孟森先生此文一经推出，即颇受学界关注，有人在新书介绍中说：“这篇考证把这个传说的根据一一推翻，可称为定论。”实际上，孟森先生对于顺治出家的考证仍只是集中在一些关键问题的讨论上，“此案的重要关键在顺治是否真的病死，又生的什么病”，但顺治出家问题疑点重重，孟森先生对其中一些关节如顺治是否剃发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顺治出家问题仍是一桩有待解决的悬案。
1940年前后陈垣先生相继发表《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等多篇文章，深人讨论顺治出家疑案，并曾在辅仁大学作《顺治皇帝出家》专题演讲，其研究视角、方法和史料运用对于厘清顺治出家问题可谓贡献卓著，以往学界对此着墨不多，本文试作初步考察。
一、陈垣《顺治皇帝出家》演讲及其系列考证论文
1940年11月28日晚上，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大礼堂作该学期第4次公开演说，主题就是“顺治皇帝出家”。《国民杂志》详细报道了当时演讲的情形：
中国名历史学家兼教育界权威者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援庵垣博士于去年民国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七时三十分（旧时间）在辅仁大学大礼堂曾向该校男女同学作公开之演说。主题为“顺治皇帝出家”，由此主题由引起“董妃之死与董小宛”及“顺治皇帝火葬”两问题。按陈先生乃今日中国历史学者之耆宿，而对于明清史乘及野史、掌故等尤为独有心得。所以他对于此问题之深思熟虑，畅所欲言，自属当然之事。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充当，自不待言矣。
陈垣先生为这次演讲进行了精心准备，为引起听众注意及增益兴趣，通过“教育幻灯”的新颖形式放映了从故宫博物院商借的相关图片数十帧，为演讲生色不少，“颇得在座之听众无限赞赏”。
现场听众“分别据坐听讲，肩摩踵接，拥挤一堂，实乃空前之盛况。陈氏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娓娓讲来，直历一小时又半之久，毫无倦容。台下听众更专心注意，无时或怠”，可见辅仁大学学生对顺治出家问题兴趣之浓厚。
这次演讲亦颇受北平学术界关注，被视为“年来京市珍贵学术演讲之一”。《立言画刊》评论：“此次陈垣先生竟于其本校大礼堂演讲其‘顺治皇帝出家’一题，却为京市耀一异彩。在其未开始演讲前之半小时，该校大礼堂已拥得水泄不通，照例其楼房中之听座是女上男下，五光十色，济济一堂。”
陈垣先生演讲一开始就说道：“顺治出家问题，系出于一种传说，早为大家所知道的。不过这种传说的由来，实与董妃有关，与帝后火葬问题亦有关。”
演讲的具体内容，据现场听众的速记，可分为3部分：第一是谈顺治出家的考证——顺治怎么出的家，怎么削的发，以及其出家的志愿。其次还涉及了“董妃”之来历问题，以及董妃之历史。最后一点是论到顺治的火葬问题。因为顺治之陵墓之空的，里面没有葬得尸骸，只有空罐一只。因此经其考证系属火葬无疑。
关于顺治帝后的火葬问题，过去尚无人道及，是由陈垣先生首次发现。他同时驳斥有人所谓满洲根本无火葬风俗。实际查《顺治实录》载顺治元年八月以国礼焚化大行皇帝梓宫一条，则清太宗亦曾火化。《汤若望回忆录》亦说多尔衮曾被火化，董妃火化不是问题。
演讲最后，陈垣先生的结论是：“顺治帝出家的事，在他的心中确曾经想这样作过，而结果却并未实行，全因为木陈知道以后，要将䒢溪森烧死。帝为挽救䒢溪森，故又允许蓄发。此事发生的时候大约是在顺治十七年董妃死了以后。顺治帝死后，总以火葬之说较为可信。董妃可以断定绝非董小宛，而至她的身世，则终究是一个疑案，不敢断言。”
陈垣先生的此次学术演讲由秦粟桥记录，以《顺治皇帝出家》为题刊载于《辅仁生活》1940年第11期，是一篇全面论述顺治出家问题的专文。
实际上，这并非是陈垣先生第一次论及顺治出家问题。目前所见，他第一次集中讨论顺治出家问题，是1938年发表的《汤若望与木陈忞》，刊于《辅仁学志》1938年第7卷第1、2期，1939年又发表了《语录与顺治宫廷》，刊于《辅仁学志》1939年第8卷第1期。两文考证内容，下面作一申说。
陈垣先生1938年发表了《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对于撰写这篇文章的缘起，陈垣先生在文章开头即作了交代：他阅读《乾隆东华录》时，发现其载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四日谕旨：“昔年世祖章皇帝时，木陈忞大有名望，而其所著《北游集》则狂悖乖谬之语甚多，已蒙皇考特降严旨，查出销毁。”
经他查证，曾与顺治关系密切的佛教僧人木陈忞在其所著《北游集》中，对顺治其人其事有详细记述，雍正帝认为是家丑，一再严旨销毁，意图讳饰，维护顺治帝“钦文显武、大德弘功”的形象。
陈垣先生对于雍正严厉禁毁《北游集》的谕旨，采取了清醒的态度，不盲从档案所载，“不但注意以档证史，亦不忽视以史核档，从而做到史档结合”。
他继续追索，在故宫懋勤殿硃改谕旨中发现关于佛教谕旨五通，其中之一恰为雍正禁毁《北游集》谕旨，其后又在平西某寺看到了曾遭禁毁的《北游集》。
他撰写的《汤若望与木陈忞》即利用木陈忞《北游集》与德人魏特所撰《汤若望传》对读，发现二者“所言若合符节，即有差异，亦由宗教观念之不同，事实并无二致，然后知雍正谕旨之强辨与矫饰，而世俗所传雍正时各种问题，亦可于此解答”。
他结合清宫档案，驳正雍正禁《北游集》之谕旨，解答了世俗有关董妃身世、宫人殉葬、顺治出家与顺治火化等传说，并将汤若望与木陈忞作了比较研究，阐明清初天主教与佛教势力之消长。
有学者指出，《汤若望和木陈忞》可说是基督教、佛教和顺治朝政治关系的政治史论，揭示了两种宗教对顺治朝政治的影响及其彼此消长的史实。
柴德赓在其《陈垣先生的学识》一文也说：“《汤若望与木陈忞》这篇文章，比较容易懂，而且比较有兴趣。汤若望是一个到中国来的天主教传教士，木陈吝是清代国师大和尚。这篇文章实际是讲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讲清朝宫廷生活，以及顺治皇帝的思想。”
《汤若望与木陈忞》分为3章。第一章《雍正谕旨之驳正》，第二章《世俗传说之解答》，第三章《汤忞二人之比较》。
其中第二章分为4节，分别为董妃来历问题、宫人殉葬问题、顺治出家问题及顺治火化问题。
首先，陈垣先生讨论了董妃来历问题。董妃旧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他引用孟森先生所著《董小宛考》：董妃为满洲产，董系译自满洲音。董妃为满洲人，内大臣鄂硕女。董本译音，或作栋鄂，或作董鄂。译音本无定字，不足为怪。
而董小宛后嫁冒辟疆，死时为顺治八年，年已28岁，是年顺治才14岁，由此认为董鄂妃与董小宛毫无干涉，民间所说是讹传。
吴梅村诗文中用“千里草”“董双成”来影射，再加上顺治自制董妃行传亦作董氏，所以误传为董小宛。
紧接着陈垣先生重点讨论了顺治出家问题，认为“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
据陈垣先生的考证，顺治之知有佛法，始于高僧憨璞聪。顺治十年（1653年）这位高僧被招入宫，他对佛法的解释，深深触动了顺治。很多人就此以为顺治皇帝出家做了和尚。
陈垣先生认为：“顺治将头发削去，则为事实。”他为此找到了两则关键性的语录记载。
其一为《续指月录》，内载：“玉林到京，闻森首座为上净发，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据此可认为䒢溪为顺治净发，而非顺治自行削发。
其二为《玉林语录》。其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陈垣先生认为此段记载最可注意者为“相视而笑”四字，说明当时顺治帝“上首已秃也。虽许蓄发，而出家之念未消”，“所谓相视而笑，自然是一个光头皇帝与一个光头和尚的缘故，因为顺治虽允蓄发，此时尚未长起，便觉可笑”。
不久顺治帝以痘崩，出家之事遂停。由此，陈先生得出结论：“故谓顺治出家未遂则可，谓其无出家之意，无出家之事则不可。”
其后讨论了顺治火化问题：“顺治虽出家未遂，而崩后实曾施行荼昆。此事前人言者尚少，吾在《五灯全书·䒢溪森传》证实之，然龙藏本《䒢溪语录》已删去此文矣。”
1939年，陈垣先生在《辅仁学志》发表《语录与顺治宫廷》一文，这篇文章与前述《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
如柴德赓先生所说：“（《语录与顺治宫廷》）从和尚语录中发现了顺治宫廷中的许多谜，它是上面那篇文章的副产品。”
陈垣先生在文章就开宗明义说：“去年余发表《汤若望与木陈忞》论文后，续得康熙本《䒢溪语录》，载董后佛事甚详。又得嘉兴藏本《弘觉语录》，附《北游集》，比单行本仅阙挽大行皇帝哀词。又得嘉兴藏及龙藏本《憨璞语录》，与余前所见刻本异。参互考校，足补前文之不足，证前文之不误。”
《语录与顺治宫廷》的突出特色，就是利用以往史家不太关注的《䒢溪语录》《弘觉语录》《憨璞语录》对顺治时期宫廷史实作了考证和补充。
这篇文章再次聚焦于顺治出家及顺治火化问题，在《汤若望与木陈忞》相关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考证，强调“顺治出家为自来一种传说，彼据《清凉山赞佛诗》等模糊影响之词，谓顺治果已出家者固非，然谓绝无其事者亦未的论”。
其证据为：《续指月录·玉林传》注明谓䒢溪森为顺治净发，《汤若望回忆录》亦记董妃薨后，顺治把头发削去，说明顺治实曾落发。“至顺治火化，除《五灯全书·䒢溪传》曾提及外，尚未见他书记载。此等火化，半信佛教，亦半循塞外风俗，当时不以为讳，故康熙本《䒢溪语录》一再提及之。”
二、陈垣研究“顺治出家”的方法和特色
民国以来，顺治出家疑案吸引了众多史家的关注，其中以孟森和陈垣先生的研究创获最多，推进最大。平心而论，孟森与陈垣两位史学大家对于顺治出家问题的探究各有贡献，两人的结论均认为顺治未曾出家，不同之处在于，陈垣先生认为其出家未遂，“顺治出家之说，不尽无稽，不过出家未遂而已”，这一结论建立在坚实的证据链条上，客观反映了实情。
陈垣先生在《顺治皇帝出家》一文中即特别强调其开展的研究并不在于证明顺治出家传说之伪，而是对此种传说予以充分理解：“凡事之传说，不论真伪，必各有原因。”
陈垣先生起意研究顺治帝，应该说与其一贯重视历史人物研究的理念有关。如先生弟子柴德赓所总结的，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是从天主教（基督教）史发端的，而人物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从不同角度将其历史形象完整地呈现给世人。
陈垣单篇论述历史人物的作品有《休宁金声传》《浙西李之藻传》《泾阳王征传》《华亭许缵曾传》《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被称为“天主教人物五传”。
其他历史人物的文章还有《鉴真和尚失明事质疑》《杨贵妃人道之年》《秦桧害岳飞辨》《更论宋高宗忌岳飞之原因》《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耶律楚材之生卒年》《年羹尧轶事》《查嗣庭轶事》《胡中藻诗案》等等。
从这个角度上说，陈垣先生相继发表《汤若望与木陈忞顺治皇帝出家》等文章亦是其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垣先生研究历史人物尤其注意将治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他撰写《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可以说意在揭示基督教与佛教对顺治朝政治的影响，有其深远的考虑。
陈垣先生的研究方法最得清儒朴学治史精髓。他推崇清儒朴学主张的“孤证不为定说”，强调在史证上“未有是一事，未见又是一事，不能以未见为未有”。
他考证顺治出家问题，即始终坚持孤证不立的原则，找寻证据上的“兄弟证”，而不是“父子证”。如他发现《续指月录·玉林琇传》有顺治帝蓄发之说：“玉林二次到京，闻其徒䒢溪森为上剃发，即命众聚薪烧森。上闻，遂许蓄发乃止。”
《续指月录》著于康熙十九年，玉林卒未久，著者又与玉林极熟稔，其说应属可信，但陈垣先生认为《玉林语录》未提此事，《䒢溪语录》也不见记载，当属可疑，因此《续指月录》所说只能算作孤证。
后来他有找到《玉林年谱》所载：“十月十五日到皇城内西苑万善殿，世祖就见丈室，相视而笑。”可据此判断顺治帝曾剃发，又多了一个重要佐证。
陈垣先生在寻找证据上仍然穷追不舍，续又获得辅仁大学杨丙辰先生所译《汤若望回忆录》：“今年暑假，杨丙辰先生示我新译德人魏特著《汤若望传》，凡十四章，四十余万言，余读而善之，中所引《汤若望回忆录》载顺治朝轶事甚夥，足以补国史之缺略，尝与《北游集》对读，所言若合符节，即有差异，亦由宗教观念之不同，事实并无二致。”
《汤若望回忆录》中有关键性记载：“此后皇帝便把自己委托于僧徒之手，他亲手把他的头发削去，如果没有他理性深厚的母后和若望加以阻止，一定会当了僧徒的。”
陈垣先生大喜过望：“《汤若望回忆录》与《续指月录》一对照，则顺治削发之事，完全证实。”
在陈先生看来：“两家史源，皆如有根据，不是彼此抄袭的，这些证据在身份上是‘兄弟证’，而不是“父子证’，其事实自是可靠。”
一段公案，由此考定：“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当然，对于与顺治出家问题密切相关的董鄂妃来历问题，陈垣先生自承因证据不足，有待证实：“凡研究讨论一事，如证据未充分时，决不可妄下断语，如董妃之本夫究竟是否襄王尚待证实。”这就是陈垣先生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
1940年陈垣先生在辅仁大学作《顺治皇帝出家》演讲的最后，特别向在座听众说明在研究中“得了三点教训，愿借此一提，供诸位参考”，其中之一便是：“读书时遇微细异同之处，虽一字之差，亦不可忽略，如度天子见天子、梓宫与宝宫，非细心不能辨别。”
“一字千金”的事例在陈垣先生考证顺治出家问题上有两次淋漓尽致的呈现，堪称范例。
第一个例子，陈垣先生考察康熙本《䒢溪语录》卷三罗人琮撰塔铭，发现所载䒢溪临终偈中有一度字偈云：
“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
陈垣先生对比龙藏本亦附此铭，唯“度”天子作“见”天子。陈垣先生认为“真可谓一字千金矣”。他认为“见”与“度”意义顿殊，“见天子”可有万人，“度天子”只一人，显为有意改易：
一个“度”字的差，却关系非轻，“度”字显与剃度有关，实是出家问题之一大证据。若是“见”字，那么天子人人可“见”，就无关紧要。这个“度”字是我对读好多遍才发现的。足见读书不可不细心，虽一字不可马虎。版本问题，亦须注意。由以上《续指月录》《玉林年谱》《汤若望回忆录》及《䒢溪语录》几个证据，则顺治出家问题可暂告结束。
行文至此，陈垣先生不由感叹：“一字之微，关系史实若此，读书能不多聚异本哉。”
“一字千金”的第二个例子见于陈垣先生考证顺治火化之事。
陈垣先生爬梳《康熙实录》，发现顺治崩后百日即顺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载：“上（按即康熙）诣世祖章皇帝（即顺治）梓宫前，行百日致祭礼。”
至期年（康熙元年）正月初七日条下则称：“上诣世祖章皇帝宝宫前，行期年致祭礼。”
又另条载：“康熙二年四月辛酉，奉移世祖章皇帝宝宫往孝陵，”
在此看出顺治十八年四月康熙所祭者尚为“梓宫”，而时隔不逾一年的正月，则所祭者已成“宝宫”。
这里也是一字之差，但陈垣先生敏锐地指出：“梓宫与宝宫自然大有分别。是知宝宫所藏者必非梓宫原来之尸体，而是尸体焚化后之骨灰。所谓宝宫，其实就是一个灰罐，在帝王家则称之为宝宫而已。”
这一细密考证之例，被学界奉为圭臬，屡被提及。
如陈垣先生弟子启功对此印象极深:
（陈垣）在考顺治是否真曾出家的问题时，在蒋良骐编的《东华录》中看到顺治卒后若干日内，称灵柩为“梓官”，从某日以后称灵柩为“宝官”，再印证其他资料，证明“梓宫”是指木制的棺材，“宝宫”是指“宝瓶”，即是骨灰坛。于是证明顺治是用火葬的。
清代“实录”屡经删削修改，蒋良骐在乾隆时所摘录的底本，还是没太删削的本子，还存留“宝宫”的字样。《实录》是官修的书，可见早期并没讳言火葬。这是从一个“宝”字解决的。
陈垣先生重视以释家语录考史。刘乃和先生在总结陈垣先生治学方法时，特别提到陈先生重视利用了以前学者所没有引用过僧人语录、道家碑记：
他对任何宗教的研究，只着重其传布、发展、衰亡的历史，或某宗教中的某一问题的研究，或者是对其教史的书籍介绍等，不涉及其教义。他写宗教史论文的一个特点，就是利用了以前学者所没有引用过的佛藏里的僧人语录，和道藏里的道家碑记，融贯内外典籍，荟萃成章，为史学研究者打开了佛道丛书里的资料宝库。他的著作，大都引用博广，论断精审，为前人所未为，在不少方面填补了宗教史研究的空白。
陈垣先生善于利用宗教典籍研究世俗历史，他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蹟。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非敢言佛教史也。”
在研究佛教史过程中，曾下大功夫把大部头的佛藏浏览阅遍，把藏书中有关佛教史的书籍和僧人语录翻阅几遍，随手摘录积累的材料盈架、盈尺，同时随手记录释典僧传及其他著作所见到的僧家年谱，成为后来撰写佛教史专著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顺治出家疑案考证上，陈垣先生提出的“释家言有裨史乘”理念和实践得到充分呈现。他说:“夫语录特释家言耳，史家向不措意，安知其有神史乘也。”
《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初次引语录人史，冼玉清在《汤若望与木陈忞》“谨按”中亦特别提及陈垣先生的首倡之功：“盖以语录考史，并补史所不及，史家向不措意，陈先生实首倡之也。”
陈垣先生其后又有《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二文发表。
《语录与顺治宫廷》在“引言”中云：“去年余发表《汤若望与木陈忞》论文后，续得康熙本《䒢溪语录》。载董后佛事甚详。又得嘉兴藏本《弘觉语录》。又得嘉兴藏本及龙藏本《憨璞语录》。参互考校，足补前文之不足，证前文之失误。”
他利用新获得的《憨璞语录》《䒢溪语录》《玉林语录》等语录，考证顺治出家问题，并得出坚实的结论：“顺治实曾有意出家，只是出家未遂耳。”
刘乃和先生曾回忆：“一九三八年，他利用自己掌握的材料，著《汤若望与木陈忞》一文，汤若望是天主教神父，木陈忞是佛教僧人，二人原无联系，故这题目一经刊出，引起学人很大兴趣。同时写成《语录与顺治宫廷》，语录即指他‘阅藏’所抄僧人语录。并且考出久有争论的顺治皇帝出家问题，这是他‘阅藏’后最初写成的几篇有关佛教史的文章。”
陈垣先生后期出版的经典著作，如《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亦引用释家语录尤多，应该说陈垣先生以僧家语录考史、补史的贡献卓著，启发后人。
总之，陈垣先生是顺治出家疑案研究的先行者，他于1938年至1940年相继发表的《汤若望与木陈忞》《语录与顺治宫廷》《顺治皇帝出家》3篇文章虽然切入角度有所不同，但都设有专门篇章深入讨论顺治出家疑案，形成了一组探讨顺治出家问题的系列论文，论证翔实，结论可靠，“叙事谨严有据，文笔条鬯清新，是文史融合的佳作”，将相关考证不断推向深入，“释家言有裨史乘”“虽一字不可马虎”等研究理念和方法值得后世史家加以吸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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